梁建章:三評李鐵的“中國人口過多論”

6月30日,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發表文章《增加人口數量並不符合國情,提升人口質量才是重點》,回應了我們的文章《人口是財富還是負擔?再評李鐵“中國勞動力長期過剩論”》。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中說過,我們願意與李鐵繼續探討人口問題。下面我們就再次回應李鐵的文章。
中國人口是否“過多”
李鐵說,“人口多”並不等於“人口過剩”。我們也認為,“人口多”確實並不等於“人口過剩”,但“人口過多”則與“人口過剩”基本同義,這兩個詞翻譯成英文都是over-population。從李鐵過去的文章來看,李鐵並不僅僅是說“中國人口多”,而是說“中國人口過多”。在第一篇文章中,我們之所以把“人口過剩”一詞作為李鐵的觀點,是因為李鐵認為中國“人口過多”、“勞動力過剩”,我們把這兩個詞合併簡化為“人口過剩”。
雖然我們認為“人口過多”與“人口過剩”基本同義,但既然李鐵說他沒有說過“人口過剩”,那麼我們還是尊重李鐵的意見,不再使用“人口過剩”一詞來作為李鐵的觀點,而使用“人口過多”一詞來作為李鐵的觀點。
“過多”是什麼意思呢?過多的意思就是過量,超出了合適的數量。李鐵說“中國人口過多”,意味著他認為中國現有的人口數量已經超出了合適的數量。那麼我們想請問李鐵:中國人口數量是多少才不是“過多”?換句話說,你認為中國合適的人口數量是多少?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些中國人口學家論證過中國適度人口是五到八億,但這些論證的假設之荒唐,推斷之草率使其結論毫無學術價值,但為什麼他們都會不約而同地給出中國適度人口是五到八億之類的結論?合理的猜測是,中國當時有10億人口,既然覺得人口太多就要減少。美國自然成為中國的參照目標,但要把人口減少到美國的三億似乎太過,所以折中降到五至八億似乎是心理上最容易接受的水平。然而,這完全是種東施效顰的心理,因為沒有任何理由認為美國當前的人口數量就是合理的。實際上,美國的人口總量過去200年增長了約40倍,而中國只增長了三倍多。
從人口數量來看,中國人口確實是多;但從人口密度來看,中國排在世界第80位左右;從生育率來看,中國的生育率更是低於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李鐵說“中國人口過多”,我們認為並不合適。
“中國人口過多論”客觀上阻礙全面放開生育
李鐵作為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所發表的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中國人口政策的走向。目前,中國的生育率過低,但中國仍然沒有全面放開生育。認識到中國人口現狀和未來人口趨勢的經濟學家,在發表關於人口問題的觀點時,應該有助於推動全面放開生育。但李鐵近年來一再發表“中國人口過多”的觀點,不論他主觀上是否反對放開生育,客觀上是阻礙全面放開生育。
我們曾收到一些網友的求助說,她們是公職人員,意外懷上了第三胎,如果沒有計生處罰措施,她們願意生下第三胎並撫養孩子長大成人,但由於擔心生下第三胎後,會被單位開除,最後不得不忍痛墮胎。早一天全面放開生育,就可以挽救更多胎兒的生命。
中國不是“人口過多”而是“孩子過少”
近幾十年來,中國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呈下降趨勢。下面是我國曆次人口普查資料的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例: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36.3%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40.4%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33.6%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27.86%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2.89%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16.6%
從上面的資料中可以看出,除了第二次人口普查的0-14歲人口占比上升以外,其餘各次人口普查的0-14歲人口占比均下降了,其中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0-14歲人口占比僅相當於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一半。
雖然近幾年由於中國陸續實施了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中國的兒童人口占比有所上升。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19年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為16.78%。
但全面二孩政策帶來的生育堆積效應正在衰減,中國出生人口正在步入下跌通道。2019年全國出生人口為1465萬,比上年減少58萬。這是繼2017年以來,出生人口連續第三年下降;全年出生率僅為10.48‰,該資料跌至有記錄以來的歷史最低點。由於2019年出生的二孩中至少有一半來自全面二孩政策帶來的生育堆積,去除暫時性的生育堆積,中國的自然生育率僅有1.1左右,大約相當於更替水平的一半。
人口數量與就業率沒有顯著相關關係
李鐵問:“人口多,就業率就一定高嗎?”其實我們的文章早已分析過:人口規模對就業的影響為中性,但略偏正面。所以,人口多,就業率不一定高。
既然人口數量的多少與就業率並沒有顯著的相關關係,那麼就不能拿就業難來作為“中國人口過多”、“中國勞動力過剩”的證據。事實上,勞動力過剩或短缺的根源是經濟失衡,而不是人口過多或過少。
而且人口嚴重老化,會導致社會養老負擔過重,經濟低迷。在這種情況下,年輕人創業和創新的機會就會減少,整個社會的活力就會大幅度下降。這很像現在的日本,年輕人的確是找得到工作,但是其上升空間比起上一代要小了很多,直接導致了很多“啃老族”、“草食男”的出現。老齡化社會人少了,但是機會少了,活力也少了。
人口與移民問題
李鐵說:“如果按照梁先生的邏輯,如果中國的大量人口湧入美國,美國歡迎嗎?”當然沒有一個國家會毫無限制地引入移民,但是美國每年從全球引入將近一百萬的移民,像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引入移民佔本國人口的比例則更高。移民為美國帶來巨大的活力和創新力。美國有將近一半的科技創新和企業家是來自於移民家庭。所以李鐵這個反問句暗指美國等發達國家認為移民是負擔,這種論述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再舉一個以色列的例子. 李鐵說:“以色列雖然只有八九百萬人口,是否會歡迎所有的猶太人都回到以色列定居,顯然是不可能的。”這個論述也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以色列《迴歸法》規定,任何母親為猶太人或皈依猶太教者都可定居以色列,後來擴充套件到涵蓋合規者的未信奉其他宗教的配偶、子輩和孫輩及其配偶。數十年來,以色列把吸引猶太人迴歸效力定為基本國策,給予世界上所有猶太人定居以色列和獲得以色列公民權的權利,致力於打造“全球猶太人的家園”。
本文不討論中國的移民政策,因為中國能否吸引移民不是中國人口的主要矛盾。這是由於中國的人口基數龐大,移民對中國人口數量的影響很少,所以中國人口多少根本上取決於本國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而扣除二孩生育堆積因素,中國現在每對夫婦只生1.2個小孩,小孩少得離譜了。
人口數量與人口質量可以相輔相成
李鐵說:“增加人口數量並不符合國情,提升人口質量才是重點”。其實,人口質量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一個群體的整體力量,既取決於質量,也取決於數量。在相同的質量下,整體力量與數量成正比。而且,因為聚集和規模效應,更多數量可能伴隨更高的素質,比如人口密度大的地區,學生平均成績往往更好。在中國如此低生育率下,孩子數量會持續地衰減,人口老化不斷加劇,既降低人口數量也降低質量。同樣的人口規模下,一個老態龍鍾的國家怎能競爭得過朝氣蓬勃的民族?
李鐵特意強調人口質量比數量重要,給人造成的印象是把質量與數量對立起來;在自然語言中的語義演繹中,當質量和數量並列,很多人潛意識可能覺得兩者不可兼得,好像強調其中一個就意味著忽視另一個。
在現代科技和經濟發展中,少數傑出人才的開創性貢獻功不可沒。這是否說明真正重要的是人口質量而不是數量?其實這恰恰說明了數量的重要性。由於傑出人才取得成功所需的個人能力通常是在人群中隨機分佈,人口規模越龐大,具有傑出特質的人就越多,只要選拔人才的機制公平,讓人才發揮作用的環境合理,最後脫穎而出的人也越優秀。其他條件一樣,從14億人中選出的最優秀的1萬人肯定比從4億人中選出的1萬人要更優秀。
在我們看來,至少在目前的人口規模下,人口眾多依然是一個正面因素。人類文明是一部人口不斷增長的歷史。馬爾薩斯在世界人口只有10億時,就警告人口增長達到極限。時至今日,世界人口已達到77億,但人類整體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吃得更好、活得更長,也過得更好。這說明,人對社會的貢獻平均要大於其消耗,人的價值是正的,而不是負的。從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人類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創造了需求,而為了滿足這些需求所進行的努力,又促進了各種產品與服務的創新和完善。
中國的教育資源並不缺乏
人口質量本質上是教育問題,中國的教育資源並不缺乏,未來完全有能力為所有的孩子提供充足的教育和成才機會。
由於出生人口下降,過去一二十年,中國裁併了大量的中小學校。從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間,全國6~14歲義務教育階段學齡人口從2.05億減少到1.58億,同期全國農村小學則從55萬所減少到26萬所,導致小學生平均上學路程增加4公里。學校數量縮減不僅發生在農村,也發生在城市。比如,根據北京市各年統計年鑑的資料,從2000年到2018年,雖然北京的常住人口從1382萬增長到2154萬,但小學數量卻從2169所降至970所,專任教師數量從6.2萬降至5.45萬。
有人會說,學生和學校的減少有利於教育資源的最佳化。姑且不說關閉大量學校造成多大浪費,就是剩下的所謂優質教育資源,其實也是原先人口較多時所留下的遺產。這種靠遺產得來的最佳化是被動且不可持續的,更合理的做法是增加教育投入來最佳化教育資源。學校好壞的關鍵取決於學生和教師的質量和財力。假設一個100萬人口城市擁有2所一流的中學,那麼這個城市的人口降到50萬以後,其最好中學的學生和教師質量及財力,多半比不過人口100萬城市的最好的2所的平均水平。
不應擔心中低收入家庭多生孩子
李鐵說:“真正有生育意願的也不是中高收入人口,而是中低收入人口。而且絕大部分中低收入人口特別是來自農村的人口受教育年限在初中以下水平,我們未來的新增人口如何適應資訊和現代化社會的就業要求?”似乎李鐵是擔心如果全面放開生育,真正多生孩子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從而拉低全國人口質量。
事實上,無論是在城市還是農村,中國的中低收入家庭的生育意願都早已低於西方國家,無論是貧窮家庭還是富裕家庭都生得太少。其實,只要機會公平,出身貧窮的孩子對社會的貢獻未必小於富家子弟。像劃時代的人物如伽利略、牛頓、瓦特都出身貧寒;美國曆史上傑出的政治家如林肯和富蘭克林也出身貧窮,尤其是發明了避雷針並參與起草《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的富蘭克林是父親的第17個孩子。
中國現在的城市居民,不論教育水平和社會地位多高,往上算幾代幾乎都來自農村的貧窮家庭。因為早年只有富家子弟才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中國近代傑出科學家中出身貧窮的不多。但新中國的教育普及改變了這點,讓來自貧窮家庭的人才大量湧現。航天員的選拔萬里挑一,對身體、智力、學識和性格等素質的要求極其嚴格,其中航天員很多就來自貧窮家庭。比如,聶海勝在兄弟姐妹8人中排行第6,父親去世後,母親靠幹農活把孩子養大。翟志剛是兄弟姐妹6人中最小的,母親靠賣炒瓜子才供他讀完小學和初中。劉伯明在6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2,小時候到草甸子上放豬,暑假曾到磚廠做工。在景海鵬記憶裡,小時候家裡沒吃過菜;父母在為生產隊幹活之外,靠綁掃帚換錢來讓家人不捱餓。
實際上,正是千千萬萬勤勞普通甚至貧窮的家庭撐起了中國社會,讓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記述他曾告訴鄧小平,中國真要追上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說,新加坡人不過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裔,而中國有的盡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文人學士的後代。作為世界最有遠見的政治家之一,李光耀對中國人口的素質深具信心。他曾領導的新加坡就由無數貧窮農民的後裔所組成,現在已邁入世界最發達的國家之列,其人口素質更居世界前列。
把人口當負擔有悖於“以人為本”的治國理念
李鐵的文章認為中國“人口過多”、“勞動力嚴重過剩”,並認為“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困惑是就業崗位嚴重短缺,無法適應勞動力過剩的現實需求”。好像讓城市接納更多的農民工,主要目的是做公益扶貧。在這種錯誤觀念的作用下,戶籍制度的改革進展緩慢。我們也是支援戶籍制度改革,但是有所不同的是,我們認為解決戶籍制度不是僅僅為了扶貧,農村的孩子也是財富。一個農民工或者一個大學生進城,不僅解決了他自己的脫貧問題,也給城市帶來了財富和活力。只有真正把農村的孩子也作為財富,才能更好更快地推進城市化。
把人口當作負擔是有悖於“以人為本”的治國理念的,不利於推出發揮人口潛能的公共政策。如果不把人口當作負擔,就應該增加教育等相關人力資源的投入,充分發揮中國人力資源的潛力。如果不把人口作為負擔,就應該鼓勵人才進行跨地區和跨國之間的流動,減少各種限制人口流動的障礙。如果不把人口當作負擔,就應該立即停止限制三胎的政策,同時推出鼓勵生育的政策,來避免迫在眉睫的少子化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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