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克利:我們今日仍未形成對西方的正確判斷

國人閱讀西方,若從洋務運動算起已有一個半世紀的歷史。通常人們認為,這個閱讀史,也是中國放眼世界和融入世界的歷史,是一個始終伴隨著中國社會進步的過程。但西方作為一種複雜的文明現象,並不是一個同質性的實體,它有地域和時代的差異,有相對穩定的要素和轉瞬即逝的東西。因此可提出幾個問題:這一百五十年來,我們閱讀西方是如何選擇的?這種選擇因何而發生?它對我們有哪些影響?
10月29日,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翻譯家馮克利老師做客季風書園,不談主義,不講黑話,與我們聊聊今日該如何閱讀西方?
我們學習的,到底是怎樣的西方?

馮克利與現場讀者

作為翻譯家的馮克利認為自己本來就偏重於西方的著作,而在文革末期,學會了英語與法語,還自學了義大利語、俄語,只是沒有堅持下來。馮克利稱自己不是為了學外語而學外語,而是為了看閒書,在70年代末,那是個沒什麼書可讀的年代,馮克利憑著外語,讓西方文獻的啟蒙之光照進了自己的頭腦。
“我本意並不是為了當翻譯家,我和大家一樣是一個普通讀者。” 而在他的同齡人中,因為教育環境的原因,會一兩門外語的人很少,大家願意閱讀,但卻一直受阻於語言的障礙。這讓馮克利燃起了與他人分享自己閱讀世界衝動,“誤打誤撞,像學雷鋒一樣”走上了翻譯之路。經他之手翻譯、校對的書籍,加起來有三十多種:《鄧小平時代》、《學術與政治》、《哈耶克文集》、《民主新論》、《烏合之眾》、《論李維》……這些書大概不少讀書人都耳熟能詳。
如今在中國,在國家層面也好,作為個體也好,做各種各樣的工作,無論是文科還是理科,和西方脫不了關係。中國近代史就是一個如何認識西方、接受西方的過程,當年上海作為亞洲最大的商業中心,本身也是西風東漸的產物。
而一百多年以來,我們太熟悉“中國積貧積弱,外國船堅利炮”的敘事。馮克利介紹,中國第一次學習西方的高潮,洋務運動時期,“當然更早的時候,有林則徐、王韜等學習西方的代表,但作為國家層面有意識的努力,是在洋務運動時期。”當時清政府藉助洋槍洋炮,地方豪門鎮壓了太平軍;而在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斥巨資建立的北洋艦隊慘敗於日本後,中國人這時才感到只在器物層面學習西方,不足以保家衛國、救亡圖存,於是開始留意在政治、文化層面學習西方。“所以我認為中國人全面的學習西方,是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
“這樣就產生一個問題,我們所學習的西方,到底是什麼樣的西方?‘西方’是一個全稱概念,就像‘中國’這個概念一樣,它涵蓋了無數的內容。”馮克利認為中國人有一個不加反思的觀念:西方比中國先進,所以西方就是好的,學習西方就能緊跟世界大潮。就如孫中山所言的“世界大勢,浩浩蕩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而抱著老祖宗的傳統不放,那就是有問題的反動派,頑固派,抱殘守缺,故步自封,逆西方潮流而動,這在當時的中國是一種普遍的心態。
“而我們今天的問題比當年更嚴重,我們現在閱讀什麼?沒東西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可供我們閱讀的數量,是一個天文數字,各種讀物都可以信手拈來。現在我們要有選擇的看東西,我們選擇的是我們自己感興趣的,與我們生活工作上的問題,文化關切,教育子女都有關。”
中國人被迫在錯誤的時機向西方學習

中間騎馬者為俾斯麥,普法戰爭象徵著歐洲進入了“失範的時代”

一百多年以前,中國人開始細緻地瞭解西方的時候,也是高度選擇性的。
“然而那時中國人開始學習西方的時候,西方卻是一個非常糟糕的狀態。我們也被迫進入了讀許多糟糕的西方文獻的時代。”
只需大略瞭解一下歐洲史,就能發現在近代拿破崙戰爭之後,歐洲進入了一個相對和平的時期,然而1870年普法戰爭的爆發卻嚴重威脅到了歐洲的和平,普法戰爭不僅使參戰國之間結下了冤仇,更標誌著一種強權的崛起:就是普魯士式的,國家統治經濟與軍國主義強權的開始,而以英國為主導的,注重自由貿易與實行低福利的舊歐洲的結束。
隨之出現的,還有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等諸種思潮。“遍觀這樣的歐洲思想,非常容易得出一個判斷:它們有一個共同特徵,都是整體主義的,裡面沒有個人的存在價值,或者個人在這些主義裡只是一顆螺絲釘,為這些主義服務的零件。
而這樣的轉折不僅體現在政治領域,藝術領域也出現了許多變化,美術方面,在歐洲流傳了四五百年使用三維透視法寫實的藝術風格,一下就被印象派、抽象派、達達派等新崛起的流派顛覆了;而在音樂領域,也不再講究精準和諧的24平均律,出現了無調性音樂。“西方文化進入了失範的時代。”
而就在這樣一個失範的時代,中國敞開了自己的國門,開始大量吸收西方的文化,“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直到今天,還與這些思潮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而且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一旦認為一樣東西有必要學的話,那學習能力是非常強的。”面對氾濫成災的來自西方的思想,當時所有的知識分子,無論左派右派,都認為西方先進,學習西方終歸是一件好事。於是所有1870年後的西方思想流派,在中國都能找到市場。
馮克利將這稱之為“西方文明的惡化”,我們就是在這個惡化的階段,開始非常虔誠的學習西方。“在惡化之前,1870年前的西方我們所知甚少,或者略有所知,我們其實並不知道西方怎麼從一個封建體制演變到近代的講契約和平等的社會;我們只知道1870年前後那些成為了強大社會運動的思想,我們所知的那些整體主義思想其實都是向西方指一條道路,西方要到哪裡去?”
特別是在一戰以後,西方人對自身的文明產生了深深的懷疑。過去的西方已經衰落,如今的西方則在走向自我毀滅,進化論不再起作用,文明開始墮落,這種悲觀的情緒普遍瀰漫。尼采說,上帝死了。“這其實也是象徵著西方文明已經窮途末路,所以尼采要呼喚英雄,呼喚查拉圖斯特拉。”
而在政治體制上,西方也逐漸走向了民主化。1832年,英國擴大普選權,政治家使出全身解數來爭取選民,這個過程中,選民與講究禮儀、規範、理性的貴族不一樣,過去政治家那些技術和美德已經不適用了,這對歐洲上層的傳統優秀文化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社會變得越來越庸俗、勢利、沒有原則,歐洲人感到非常失落,但卻無法逆轉這個過程。“我翻譯的《烏合之眾》就是這樣一種心情的體現,他們對自己文明的前途是沒有信心的,所以後面才出現了各種各樣新的主義。”
但是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西方的東西比我們先進,他們的選擇一定比我們有道理。國人在當時沒有任何批判能力的接受西方。“而我們今天是不是擺脫了這種狀況,其實不一定。我們會覺得那些從常春藤大學、巴黎、索邦、海德堡學成歸來的博士都比我們厲害,我們對西方發展起來的,這一套支配現代世界的,認識自己的環境,認識自己的生活,認識自己的生命價值的一套理論體系,我們沒有批判能力,這種對西方的文化依附性,至今也沒有擺脫。
當年我們把西方更為合理、和諧、有秩序的資源都拋棄了

西方文明的捍衛者,批判者,反省者哈耶克

然而西方卻並不缺乏對自身文明進行反思批判的思想家。哈耶克在他在中國的諸多讀者眼裡,是一個極權主義的批判者,寫於1943年二戰正酣時的《通往奴役之路》赫赫有名,哈耶克在這本書裡主要批判了德國納粹的統制經濟,順便批判一下蘇聯。為自由世界提供一個絕對不能屈服蘇德的理論支援。“哈耶克是個學院派的學者,但他寫這樣的通俗書,他的同行都對他感到不齒,覺得他不是在做學術,是在搞宣傳,當然學術和宣傳,在我們中國是不分的。”
但在寫《通往奴隸之路》之前,他寫了一本很少有人看的書《科學的反革命》,馮克利恰好也翻譯了這本書。在30年代末到二戰的一段時間,哈耶克系統地研究了西方思想史,包括孔德、聖西門、黑格爾……還有他們的弟子。他認為西方文明的問題就出在這裡,從啟蒙運動時代,西方文明的走向就隱含著一些危險的因素。哈耶克作為西方文明與價值的忠實捍衛者,他認為這種走向是非常可怕和不能接受的,極權是西方文明中的逆流、不健康的部分,但其源頭並不在於德國納粹,不在蘇聯,而在於西方文明本身。“哈耶克利用了大量被別人忽略的東西,他閱讀西方,不是趕潮流,他閱讀別人認為過時了東西。”馮克利認為哈耶克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紀成為集法學、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以大成的思想大家,是因為他懂得如何甄別思想,並對自己所屬的這個文明持批判分析的態度,並對其中的危險元素的保持警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哈耶克不僅是極權主義的批判者,更是一個西方文明的反省者。
但是因為不同的教育背景,生於斯長於斯的不同生活經驗,這樣的土壤很難給一箇中國人提供批判反省的西方文明的資源。“雖然我們沒有這個能力,但我們必須得認識到這一點。”這樣閱讀西方才更健全,馮克利嘆息,缺乏選擇的能力,讓國人錯過了許多我們本該知道的事。
數年前,王岐山推薦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時洛陽紙貴。本來托克維爾打算將這本書寫成一部長篇鉅製,但他五十多歲就去世了,這部書也就以如今的面目示人。托克維爾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寫就,這本書成書比馬克思的《資本論》還早,我們到了150年以後才開始閱讀;而習近平出訪美國時,稱自己讀過《聯邦黨人文集》,一時間也有不少人知道了還有這樣一本著作可讀,這本書是美國費城制憲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傑伊、和詹姆斯·麥迪遜三人為爭取批准新憲法在紐約報刊上共以“普布利烏斯”為筆名而發表的一系列的論文文集,可謂是對美國憲法最為有洞察力的解讀,發表距今已經有250年了。
而這兩部書,直到改革開放才有中譯本。“你早幹嘛去了,怎麼我們現在覺得這些書這麼重要,那時侯根本不理,不知道托克維爾是誰,我們只知道空想主義,民族主義者,國家主義者,我們是不是現在還在犯這個錯誤,一百多年以後才發現有這樣一個人,當年我們和他生活在一起。”
馮克利自己翻譯的《烏合之眾》,其實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中譯本,然而民國年間並未有人對這本書多加留意。書中揭穿群眾運動虛無性的內容,在當年被視作腐朽、沒落、反動的思想,無人關心。“當年中國人可能更喜歡看《共產黨宣言》,有人可能還看《我的奮鬥》。”而如今《烏合之眾》卻行銷二三十萬冊,這也是馮克利翻譯的著作中賣得最好的。
之所以發生這種變化,是因為中國人選擇西方,閱讀西方的視角,所關切的東西變了,民國時代願意閱讀的文獻與今人不一樣,因為他們當時看問題,視角,方法與今人不一樣。“當年我們把西方更為合理、和諧、有秩序的資源都拋棄了,選擇的都是些主張衝突對抗的學問,西方現代社會如何建立起來,要素在哪,他們都不關心,而西方的成功之道恰恰就在於寬容,法治,儘可能不做道德判斷,息事寧人,而我們接受的都是儘可能的把事鬧大,你看我們閱讀西方閱讀得挺糟糕。”
今日還未形成對西方的正確判斷

歐洲人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就開始制定一系列約束戰爭的規則

馮克利一次被人問道,您翻譯的書,又是法學、又是政治學,又是經濟學,太雜了,感覺不太有學術方向,沒有術業專精的點。對於這樣的疑問,馮克利有一個我自認為挺滿意的回答,“我不管學科,我翻譯的基本上都是反動派的書,被我們打入保守,落後的陣營的,我覺得這一點共同之處就夠了。”
之所以翻譯“反動派”寫的書,馮克利認為這樣做是在給中國學習西方文明補課。“過去我們帶著眼罩看世界,眼罩遮蔽了某些東西,我將它們還原回來,如果我們覺得西方值得學習,那就應該儲備更多的精華,甚至是未必是今年、十年二十年用得到的東西。”
然而,如今我們可能依然帶著眼罩而不自知。馮克利因為參與了匿名博士論文的評審工作,所以能看到許多政治專業學生的博士論文,他們都是從西方名校學成歸來,不同老師的教出來的,但都在使用福柯、德里達的後現代理論研究政治學,“大家認為這個現在就是最厲害的學術。”;而國際政治學則更為突出,中國因為加入世界話語體系的時間太過短暫,並沒有建構自己模型和方法的能力,於是所使用的全是西方的一套理論體系,其中不少人更是將以基辛格、亨廷頓為代表的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派奉為圭臬,他們認為世界因為沒有強有力的執法者,而被有實力的大國所支配,並無正義和規則可言,國際關係基本還受叢林法則的支配。“那些博士論文中,十個有八個是現實主義學派。”
而在各類主流媒體上,也可以看見現實主義在中國大行其道。“你看鳳凰衛視的訪談,裡面基本全是這個,一談國際關係就一點倫理、原則都沒有,不敢當嘴說,怕被當成傻帽。”
“但你能很簡單的駁倒這個理論,如果強權政治就是一切,那現在應該是忽必烈統治世界才對啊,都不能怪宋朝打不過,就是奧斯曼、歐洲、全世界都打不過。”舉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希特勒剛開始征服歐洲的時候,很多人認為他是無法打敗的,只能和他媾和。“打不過就認輸,沒有一點氣節和原則?”
我們可能只知道現實主義學派,卻忽略了西方理想主義的一面。馮克利介紹,其實歐洲早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後,就開始制定一些國際關係方面的規則。野蠻的戰爭力量依然存在,但西方的規則在不斷消解戰爭的殘酷性,花了幾百年時間才消解到今天這樣:比如禁止化學武器,禁止地雷,對非武裝人員不得屠殺,善待戰俘,紅十字會進入戰場不得攻擊……因為有了這些規則,戰爭這樣殘酷的事也變得越來越文明。
這些規則都是在雙方同意的前提下訂立的,因為有規則的存在,不遵守規則的、野蠻的一方,戰敗後就要受到嚴厲的追究和懲罰,這種事後懲罰亦是一種威懾。“所以卡廷事件,前蘇聯還是得為屠殺戰俘道歉,這是個違法行為。如果連這個規定也沒有,那麼死了兩萬人,你也沒辦法追究。”這些規定讓我們知道戰爭行為也是受到約束的,而現實主義原則下,是不會有這些禁忌和規則的。
我們不僅要全面的閱讀西方的不同觀念和流派,避免一葉障目,也要以批判的態度來對待西方,謹防西方人自己給自己下的“漂亮的套子”。“比如說最近網上討論得很火的希拉里與川普的競選辯論,牽扯到好多政治價值的基本判斷,川普置政治正確於不顧,什麼都說,婦女問題,種族問題……這些彬彬有禮的中產階級一提這些就特別小心,覺得我們才是體面人,不像川普在大庭廣眾之下口無遮攔。”馮克利認為,中國人認為政治正確很好,不會冒犯人家,但它也讓一個社會變得虛偽,形成政治禁忌,這是個漂亮,但卻自己會把自己套死的套。“你不討論可以,保不住不造成社會問題,你還不討論就麻煩了。”
要形成對西方正確的判斷並不容易,需要閱讀與各科都有關係的基本文獻。馮克利提醒,我們在閱讀西方的時候得有這個意識,腦子裡不妨有個警鐘,不要盲目地對西方做善惡好壞的評價。
現代中國的三種傳統
馮克利認為,現在中國不是有一種,而是有三種制度傳統。“從秦到清末是皇權專制的傳統,這其中只是皇權一直起作用,只是不同朝代有作用有強弱之分而已;從清末到民國,是中國人接觸到了西方,有了建立新的政治的可能性,這是個近代傳統;還有一個是傳統是從延安開始,一直到今天。這三個傳統現在在中國都起作用。”
中華文化光輝燦爛,經世濟民有儒家傳統,搞陰謀詭計的有兵家傳統,成道成仙的有道家傳統,然而這都不是制度化的傳統,而是精神生活上的傳統。而在意識形態的關鍵領域,現代中國人受西方影響深刻,這些關鍵領域大量的詞彙,如“政治”、“幹部”,都來自於西方,由日本從西文翻譯過來,再被漢語所採用。
“中國近代以前的文學、哲學,可以拋開現在詞彙不用,但到了現在,講所有事都離不開西方的這些概念,無論是我們觀察世界,互相交流都脫不開它們,我們確實生活在這個傳統中。”馮克利認為要是離開這三個傳統,不僅解釋不了中國的現實,也想象不出中國的未來,這三個傳統在現在的中國也各有自己的代表。至於哪個傳統的作用更大,會鎖定中國的未來,卻是難以預測的。
但依然有我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或許利用傳統和學習西方是一個道理。“我們一定要利用有價值的傳統,不要急功近利,我們不能放棄自己,中國很多現代的失敗就失敗在急功近利,而拋棄了長治久安的制度和思想資源。”馮克利最後總結道。
轉自季風書園 作者 Ly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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