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冠中:他和她

吳冠中和夫人朱碧琴
1987年夏天,他訪印度後返國,經曼谷轉機,停留兩天。畫家,他愛走遍天涯,到處尋找形象特色。第一次到曼谷,當然要抓緊時間看風光。但這回異乎尋常,他住下後第一件事便是跟同機到曼谷的駐外使館的夫人們去金首飾店買了一個金鐲子。他根本不懂首飾的質量和行情,只聽這些夫人說曼谷的金首飾成色最好,又便宜,她們都不會放棄這個好機會,於是他跟去買了這隻手鐲,式樣是老式的,而別人都買新潮型的項鍊。夫人們向他問為什麼買這老式手鐲,他感謝她們旅途互相照顧,又帶他這個大外行來買金首飾,便吐露了自己的故事和心願。1946年他考取公費留學要到法國去,沒有手錶,很不方便,但沒有餘錢買表。他新婚的妻子有一隻金手鐲,是她母親送她的,他轉念想將手鐲賣了買手錶,她猶豫了,說那是假的,不值錢。她在母親的紀念與夫妻的情意間彷徨了。幾天後,她對他說那是真金的,讓他去賣了買手錶。風風雨雨四十年過去了,她老了,他今天終於買到了接近原樣的金手鐲,奉還她。
她如今不愛金鐲子,年輕時也並不愛金鐲子。他出國留學時,她初懷孕,其後分娩、餵奶,便無法再在南京教小學,於是住到了他的老家,江南一個小農村裡,自然更不需要金鐲子了。三年的農村生活很清苦,但他的父母很疼愛這位湖南媳婦,無微不至地照顧她,愛她勝過愛親生的女兒。家務都不讓她做,她專心撫育新生的孩子。孩子的沒有見過面的爸爸還在巴黎,小孫孫更是爺爺奶奶的掌上明珠。鄉村生活平淡而單調,她給他的信總是日記式地平鋪直敘。有一次她跟婆婆坐著小木船到10裡外小鎮上去給孩子買花布做衣裳,她描寫途中的風光和見聞,便是書信中最有文采的情節了。從農村寄一封信到巴黎,郵資是不小的負擔,她不敢勤寄,總等積了半月以上的日記才寄一次。信到巴黎,他哆嗉著拆開,像讀聖經似的逐句逐字推敲,揣摩。有一回他一個半月沒收到她的信,非常焦慮,何以他父親也不代復一信呢?原來她難產,幾乎送命,最後被送到縣裡醫院全身麻醉動了大手術,母子僥倖脫險,她婆婆為此到廟裡燒了香,磕了頭。
他的公費不寬裕,省吃儉用,很想匯點錢給她,但外幣的黑市與官價差距太大,無法匯。有一次他用一張10美元的票子夾進名畫明信片,再裝入信封掛號寄回國,冒險試試,幸而收到了,她的喜悅自然遠遠超過了那點美元的價值。有一年秋天豐收,村裡幾家合僱一條大木船到無錫去糶稻,公公和婆婆要讓她搭船到無錫去玩,散散心,城裡姑娘在這偏僻農村一住幾年,他們感到太委屈她了,很內疚。但她看到家裡經濟太困難,玩總要花點錢,不肯去,說等他回來再說吧。她的哥哥在南京工作,有一回特地趕到鄉下來看她,她教孩子叫舅舅。那真是一次貴客臨門的大喜事,引得鄰居們都來看熱鬧:來了一個湖南舅舅。農村裡婚嫁都侷限在本村本鄉,誰也沒見過湖南親家。
他和她萍水相逢於重慶,日本人打進了國土,江南農村的他和湖南山村的她都被趕到了重慶。他於藝術院校畢業後在沙坪壩一所大學任助教,她於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也到那所大學附小任教。由於他的同學當過她的美術老師,他們相識了,同在沙坪壩住了四年,四年的友誼與戀愛,結成了終生伴侶。他眼裡的她年輕,美貌,純潔,善良。他事業心極強,刻苦努力,一味嚮往藝術的成就。但她並不太理解或重視他的這些品質,只感於他的熱情與真誠。她的父親曾提醒過她,學藝術的將來都很窮。她倒並不太在乎窮不窮,她父親是一個普通公務員,家裡也很拮据,她習慣於儉樸,無奢望,她只嫌他脾氣太急躁,有時近乎暴躁,在愛情中甚至有點暴君味道。她幾次要離開他,但終於又被他火一樣的心攫住了,她不忍心傷他,她處事待人總不過分,肯隨和。但後來她亦常有怨言:除了我,誰也不會同你共同生活。1946年暑天,他考全國範圍的公費留學,雖只有兩個繪畫名額,他下決心要考中,她不信,後來真考中了,她雖高興,也並非狂喜。此後,她成了妻子,生育、撫育孩子,放棄了自己的工作,忍受別離,寂寞地,默默地,無怨言。
他唯一的一件毛衣,紅色的,是她臨別時為他趕織的,他很珍惜這件毛衣。有一年春天,他同一位法國同學利用假期帶著宿營的帳篷,駕僅容兩人的輕便小舟順塞納河而下,一路寫生。但第一天便遇風暴,覆舟於江心,他不會游泳,幾乎淹死,他身上正穿著那件紅毛衣,戴著那隻金鐲子換來的手錶,懷裡有她的相片。幸而他最後還是獲救了。直到他回國後她才知道,她彷彿曾陪他一同淹入過美麗的塞納河。有一回他託人帶回國很漂亮的毛線,想讓她自己織件紅毛衣,那是1949年巴黎最流行的一種玫瑰紅,可她用來織了兩件小孩的毛衣,第一件先給他老家的侄兒,第二件才給自己的孩子,她長得美,自己不稀罕打扮吧!
野心勃勃的他一心想在巴黎飛黃騰達,然後接她到法國永遠定居。有人勸他不要進學校以免落個學生身份,這對成名成家不利。但他還是認為應進學校認真學習,摸透人家的家底,同時他是公費生,按規定也必須進正式學院。無疑,他學習是拼命的,對愛情和藝術他永遠是那麼任性,自信。三年下來,他感到已瞭解西方藝術,尤其是現代藝術的精髓,但更明悟到藝術的實質問題。藝術只能在純真無私的心靈中誕生,只能在自己的土壤裡發芽。他最愛凡·高,感其虔誠。他吃了三年西方的奶,自己擠不出奶來,他只是頭山羊吧,必須回到自己的山裡去吃草,才能有奶。祖國解放的洪流激起了海外遊子的心花,他想立足於巴黎的“意志”開始動搖。他給她的信中談這個最最要緊的問題時,她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答覆。她確乎不很理解藝術,更不理解藝術家創作的道路,但她願他的事業能如願,大主意只能由他拿,而她自己並不想一輩子住到外國去。她經常做夢了,夢裡永遠為他不再來信而焦急,一直到今天,頭髮斑白了的她,還偶然在夢中因等不到他在國外的來信而憂慮。他比她自私,他太重視自己的藝術生命,在回國與否決定性問題中她不過是天平上的小小的砝碼,但在關鍵時刻,小小的砝碼卻左右了大局。
1950年秋,他終於回到了北京。他接她和三歲的孩子到北京定居,開始過團聚的小家庭生活。他在美術學院任教,他的學術觀點總遭到壓制、批判,他被迫搞年畫、宣傳畫,心情很不舒暢。她又開始小學教師的工作,整天在學校裡忙,晚上還帶回許多要批改的作業。她疲於對付工作和生活,愛情嗎,似乎將忘懷了。她又懷了第二個孩子,將分娩,在家休息,陣痛難受,而他正專注於一幅關於勞模題材的創作,對她體貼很不夠,她感到傷心,作畫的事有那麼要緊嗎!而他既沒有畫好這幅畫,又未能索性停筆坐在床前守著痛楚中的她,也為此永遠感到內疚,深深譴責自己的自私,這樣的靈魂深處能誕生藝術之苗嗎!
他後來終於被排擠出美術學院,調至大學建築系任教,教繪畫技巧,倒也避開了“左”的文藝思潮的壓力。她也一同調到大學的附小任教。他們居住的條件改善了,他的母親從農村來到北京,照管小孫孫們。他的野心,或者說他對藝術的抱負並不因被批判而收斂,他不服氣,更加發憤作畫,奮力畫無從發表或展出的自已想畫的畫。經常因作畫耽誤吃飯的時間,又將有限的工資花在作畫的材料上,寒暑假還自費去井岡山等遠地寫生。她開始不滿,甚至有些氣憤,認為沒有必要這樣自討苦吃,憑已有的能力教課不是綽綽有餘了嗎。她回憶在沙坪壩時他專心攻讀法文,那是為了想到法國去,既然已留學回來,何苦還這樣苦幹,總是生活得那樣緊張。她從心底不高興,她不止一次地發誓:不管你有多大本領,下輩子再也不嫁你了。他聽了何嘗不感到深深的委屈和苦惱。他與她的戀愛起步於年輕和熱情,如今卻逐漸暴露彼此的巨大差異,他們不是同路人,他們間的距離在一天天擴大。他們已有了三個孩子,她擔負著整個家庭的安排,照料他的生活,他很少管家務,一味鑽硏自己的藝術,能說不是自私嗎?他也感到痛苦的內心譴責,但不能自拔。
一次工作的調動逐步消除了他與她之間在不斷擴大的隔閡。自從提出了“二百”方針,文藝界鬆了一口氣,他被調到新成立的藝術學院,迴歸美術教學的本職。接著,她也被調到這學院搞美術資料工作。她教孩子們時一向認真負責,並感到是生活中的安慰,如今面對這外行工作,接觸的又都是大學生了,很心虛。她本來只關心他的飲食起居,不過問他的藝術,她嫁他並非由於重視他的藝術,當他留學歸來在高等學府任教,她感到就可以了,她看到他帶回的大批高階畫冊,許多都是裸體畫,她不欣賞,尤其還有近代的馬蒂斯、馬迪裡安尼等等,很反感。至於他自己的作品,她也無從辨其優劣,她根本不評論,那與她有什麼相干呢。而現在,她整天要同美術畫冊、畫片、史論著作打交道,不得不開始向身邊的他請教了。古今中外,她淹沒在美術的海洋中,他教她游泳,他收了一個新學生,他們像是被介紹而初相識的朋友。不過她並不肯完全聽他的話,她認為他太主觀。他每次陪她一同看畫展,在每一件作品前講解給她聽,教她,她有時肯聽,有時不接受,他往往為她不接受自己的意見而生氣,他教的學生遠比她聽話,他對她盛氣凌人:“教了你還不服受教。”但同事和學生們都對她的印象很好,說她耐心、認真、謙虛,對業務也開始熟悉了。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她一眼就能認出范寬、沈周、弘仁、波底淺利、鬱得利羅、蒙德里安,而且從馬約和雷諾亞的胖裸體中能區別出壯實與寬鬆的不同美感來。
從50年代中期開始,他毎年幾次揹著油畫箱到深山、老林、窮鄉、僻壤、邊疆寫生,探索油畫民族化的新路。三十餘年苦行僧的生涯,一箱一箱的油畫堆滿了小小的住室,她容忍了,同情了,並開始品評作品的得失。有一回他從海南島寫生回來,因將油畫佔著自己的座位,人一直從廣州站到北京,腿腫了,她很難過。其實他寫生中的苦難遠遠不止於此,他不敢全對她講,怕她下次不放心他遠走。他後來寫過一些風景寫生回憶錄,有一則記敘了她第一次見他在野外寫生並協助他作畫的事。那是1972年年底,各藝術院校師生正在各部隊農場勞動。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總算獲准短短的假期,到貴陽去探望她老母的病。路經桂林下車幾天,到陽朔只能停留一天一夜。多年來他似乎生活在禁閉中,早被剝奪了擁抱祖國山河的權利。即使只有一天,他也渴望能在陽朔作一幅畫。要作畫,必須先江左江右、坡上坡下四處觀察構思,第二天才好動手。但住定旅店,已近黃昏,因此他只好不吃晚飯,放下揹包便加快步子走馬選景。其時社會秩序混亂,小偷流氓猖獗,她不放心在這人地生疏暮色蒼茫的情況下讓他一人出去亂跑,但她知道是無法阻止他這種強烈慾望的,而他又不肯讓她陪同去急步選景,以免影響他的工作,她只好在不安中等待,也吃不下晚飯。當夜已籠罩了陽朔,只在稀疏的路燈下還能辨認道路,別處都已落在烏黑之中時,他一腳高一腳低,沿灕江捉摸著方向和岔道回旅店去,心裡很有些著急了。快到旅店大門口,一個黑黑的人影早在等著,那是她,她一見他,急得哭起來了。他徹夜難眠,構思第二天一早便要動手的畫面。翌晨,卻下起細雨來。他讓她去觀光,自己冒雨在江畔作畫,祈求上帝開恩,雨也許會停吧!然而雨並不停,而且越下越大了。她也無意觀光,用小小的雨傘遮住了他的畫面,兩人都聽憑雨淋。他淋雨作畫是常事,但不願她也來吃這苦頭。她確乎不樂於淋雨,但數十年的相伴,她深深瞭解勸阻是徒然的,也感到不應該勸阻,只好助他作畫。畫到一個階段,他需搬動畫架,變動寫生地點,遷到了山上。雨倒停下來了,但颳起大風來,畫架支不住,他幾乎要哭了。她用雙手扶住畫面,用身體替代了畫架。冬日的陽朔雖不如北方凜冽,但大風降溫,四隻手都凍得僵硬了。他和她已是鬢色斑斑的老伴,當時他們的三個孩子,老大在內蒙邊境遊牧,老二在山西農村插隊,老三在不斷流動的建築工地,他倆也不在同一農場,不易見面,家裡的房子空鎖著已三四年,這回同去探望她彌留中的老母,心情是並不愉快的。但她體諒到他那種久不能作畫的內心痛苦,在陪他淋雨、挨凍中沒肯吐露心底的語言:“還畫什麼畫!”
這之前,還在“文革”前一年,因院系調整,他調到另一所美術學院,她調到美術研究機構。後來“文革”中便隨著各自的單位到不同地區的農村由部隊領導著勞動,改造思想。因幾次更換地區,有一段時間,他和她單位的勞動地點相距只十餘華里,有幸時星期日能被允許相互探親,探望後的當天下午,他送她或她送他返駐地,總送到半途,分手處是幾家農戶,有一架葡萄半遮掩著土牆和拱門,這是他們的十里長亭。當下放生活將結束返京時,他特意去畫了這小小的農院,畫面並飛進了兩隻燕子,是小資產階級的情意了,不宜洩露天機。
回顧“文革”初期,他得了嚴重的肝炎,總治不好,同時痔瘡又惡化,因之經常通宵失眠。她看他失眠得如此痛苦,臨睡時用手摸他的頭,說她這一摸就一定能睡著了。她很少幻想,從不撒謊,竟撒起這樣可笑的謊來,而他不再嘲笑她幼稚,只感到無邊的悲涼和無限的安慰。惡劣的病情拖了幾年,體質已非常壞,她和他都感到他是活不太久了,但彼此都不敢明說,怕傷了對方。後來,他索性重又任性作畫,自制一條月經帶式的揹帶托住嚴重的脫肛,堅持工作,他決心以作畫自殺。他聽說他留在巴黎的老同學已成了名畫家,回國觀光時作為上賓被周總理接見過,他能服氣嗎!世間確有不少奇蹟,他的健康居然在忘我作畫中一天天恢復,醫生治不好的肝炎被瘋狂的藝術勞動趕跑了。肝炎好轉後,又由一位高明的盧大夫動大手術治癒了嚴重的痔瘡脫肛,他終生感激盧大夫還給了他藝術生命。面對著病與貧,她熬過了多少歲月。她一向反對他走極端,她勸他休息、養病,但她說不服他。而今他的極端的行動真的奏了效,她雖感到意外欣喜,但仍不願他繼續走極端,她要人,不要藝術,而他要藝術,不顧人。
為了躲避破“四舊”,他的大量作品曾分藏到親友家,他深信等他火葬後這些畫會成為出土文物,讓後人在中西結合中參考他探索的腳印。三中全會的春風使他獲得了真正的解放。他受過的壓抑、他的不服氣、近乎野心的抱負都匯成了他忘我的創作的巨大動力。他在三十餘年漫長歲月中摸索著沒有同路人的藝術之路,寂寞之路,是獨木橋?是陽關道?是特殊的歷史時代與他自己的特殊條件賦予了他這探索的使命感。他早先也曾在朦朧中憧憬過這方向,並也猶豫過。終於真的起步了,不可否認,她確是其中一個決定性的偶然因素。在苦難的歲月中,他說他的命運是被她決定的;當他感到幸而走上了真正的藝術之路,他說他的成就歸屬於她的賦予。是怨是頌,她都並不為之生氣或得意,她平靜、客觀。他的小小畫室裡每年、每月、每週誕生出新作品來,如果一個月中不產生更新穎的作品,他便苦惱。她勸他:哪能毎月創新,這樣的創新也就不珍貴了。這勸慰對他毫不起作用,她為之生氣,她尤其生氣吃飯時刻他不肯放下工作,孩子們都獨立生活了,只剩老兩口一起吃飯,還一前一後,她做好了飯往往一個人自己吃。他事後道歉,但下次又犯,惡習難改。
她退休了。一輩子守著工作和家庭,除了下放農村那年月,她幾十年來沒離開北京去外地旅遊。如今,她每次跟他一同到外地去寫生,嶗山、鏡泊湖、小三峽、黃河壺口、天台山村、高原窯洞……不過他已有名氣,毎到一地總有人接待,邀請,條件很好,她吃不到苦了。她本想多瞭解和體會些他一輩子風雨中寫生的艱辛,但太晚了,等待他的已是舒適和歡笑。她緊跟著他在山間寫生,幫他背畫夾,找石頭當坐凳,默默看他作畫,用傻瓜相機照他作畫中的狀貌,也幫他選景。她選的景有時真被他採納了,而且畫成了上等作品,她感到從未享受過的愉快。她眼中平常的景物,經他採擷組織,構成了全新的畫面,表達了獨特的意境,她很受啟發,她雖看過無數名作,但從未觀察過作品誕生的全過程。她陪他一同出來寫生,一方面因已晚年了,願到處走走散散心,也為了一路照顧他的生活,近乎作伴旅遊。但意外,她窺見了人生的另一面,那是他生活的整個宇宙,她以前確乎不很理解這宇宙裡的苦樂。她與他共同生活了幾十年,卻並未真正生活在同一個宇宙裡。她以幫他發現新題材為最大的快樂,他也確乎開始依靠她了,自己的著眼點總易侷限在自己固有的審美範疇內,她的無框框的或天真的愛好給予他極大的啟迪。每次外出寫生回家後,他依據素材創作一批作品,她逐步瞭解他工作的分量及每件作品的成敗得失,她毫不含糊地提意見,她,旁觀者清。她比他更能代表一個普通中國人的欣賞水平和審美情趣。他總考慮到他的作品前應有兩個觀眾,一個是西方的大師吧,另一個是普通中國人,那麼她就是這個中國人,或者說她是他最理想最方便的通向群眾的橋樑。她不僅是他作品的第一個讀者,並逐漸成為他作品的權威評論者,哪件作品能放在畫室,哪件該毀掉,他衷心尊重她的意見。因為有無數次,剛作完畫時,他不同意她對新作的評價,但過了幾天,還是信服她的看法,承認自己當時太主觀。在那幽靜的山林或鄉村,他一寫生就是大半天,她看得不耐煩時,自己到附近走走。有一回住在巫峽附近的小山村青石洞,到沿江一條羊腸小道上寫生,俯視峭壁千仞,十分驚險。她緩步走遠了,他發現她許久未回,高呼不應,認真著急起來,丟開畫具一路呼喚,杳無迴音,急哭了。在今天的天平上,她已遠遠重於藝術,他立即回憶到未體貼她分娩陣痛的內疚,他只要她,寧肯放棄藝術了。終於在二華里外找到了她,她正同一位村裡的老婆婆在談家常,重溫她的四川話。她自己也備個速寫本,有時坐在他身旁也描畫起來,反正誰也看不見,不怕人笑話。他卻從她幼稚的筆底發現真趣,他有些作品脫胎於她的初稿。她一輩子中不知借給了他多少時間,節約了他對生活的支付,如今她又開始提供藝術的心靈了,他欠她太多,永遠無法償還。
他在家作大幅畫時,緊張中不斷脫衣服,最後幾乎是赤裸的,還出汗。她隨時為他洗刷墨盆色碟,頻頻換水,並抽空用傻瓜相機照下他那工作中的醜態,她不認為是醜態。這種情況下他不吃飯,她是理解的,同情的,但當並不作這麼大畫時他仍不能按時吃飯,她仍為之生氣。她總勸他,要服老,將近70歲了,工作不能過分。他不止一次向她吐露心曲:留在巴黎的同學借法國的土壤開花,我不信種在自己的土地裡長不成樹,我的藝術是真情的結晶,真情將跨越地區和時代,永遠扣人心絃。我深信自己的作品將會在世界各地喚起共鳴,有生之年我要唱出心底的最強音,我不服氣!他一再嘮叨這些老話,像祥林嫂不斷重複阿毛被狼吃掉的經過,她實在聽膩了:不愛聽,不愛聽!她認為他實在太過分,全不聽她的勸告,真生氣了。而他被她潑了滿頭冷水,也真傷心了,各自含著苦水彼此沉默了許多天,往往要等到小孫孫們來家時才解開爺爺奶奶間難以告人的疙瘩。
她退休後在家更忙,為他登記往來的畫稿、稿費,到郵局退寄不該接受的匯款和包裹,代復無理的來信……她深入了他的社交關係,瞭解哪些是真誠的朋友,哪些是假意的客人,什麼樣的電話才叫他親自接,她輕易不驚動作畫中的他。他的畫室不讓小孫孫們走去搗亂,她什麼都遷就小孫孫,但禁止小孫孫進畫室去,孩子哭鬧著要進去時,她抱著他們進去一轉就出來,在孩子們的眼中,爺爺的畫室最神秘。
她並不喜歡來訪的外國人,外國客人走後接著來朋友或昔日的學生時,她感到分外愉快自如。1987年她隨他到香港參加他回顧展的開幕,她第一次離開大陸,飛在高空時心情很不平靜,倒並非急於想看看未曾見過的花花世界,只為他的作品將在海外受到考驗而心潮起伏;而他卻是那樣自信,自己知道自己的分量,市秤或公斤並不能改變物體本身的重量。國外的邀請展多起來,她隨他飛新加坡,飛日本,也將飛美國與歐洲去吧。她比較感興趣的是巴黎,想看看他年輕時留學的環境,想看看他幾乎淹死在其間的塞納河。不過她並不喜歡這樣在國際間飛來飛去忙於展出,勸他偃旗息鼓,要他休息,每年一同到國內幽靜的鄉間尋找新素材,畫出新穎的作品來就是最幸福的晚年了。他雖也深深同情這樣的心態,嚮往田園生活,在寧靜中相互攙扶著走向夕陽,但不時又感到尚未吐出胸中塊壘。
他和她總不能同一天離開人間,他們終有一天要分手,永遠分手。
本文選自《永無坦途:吳冠中自述》,吳冠中/著,吳可雨、柳剛永/編,湖南美術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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